许多作家都说他们之所以从事了文学，乃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和痴迷；坦率地说，我不是的，我之所以从事了文学。乃是出于我在当时的一个理性的选择。
    1979年前后，“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的曙光已经开始闪现，个人对于事业的选择已经出现了可能。而我，已经是35岁的人了。却还没有选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我知道我必须做出选择了。
    我更知道这个选择将决定我今后半生(其实是一生)的成败，而且选定了就不可更改——因为在我看来，人倾注一生之力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因此我必须慎之又慎。
    关于选择，首先是我决定了一个选择的方式和原则。那就是：把社会的需要与个人的条件相交叉，出现的那个交叉点，就是我理应接受的选择。
    经过反反复复的交叉，在我未来的人生坐标上出现了三个交叉点。一个是报考研究生，将来当一个理论家。一个是当律师。一个是当作家。
    关于第一个选择，我认为我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个优等生，而且我认为我天生就具有理性思辨的素质，并且，我还很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与习性。不过反过来说，恰恰又是这最后一点，令我犹豫了。因为从理论研究来说，一个理论家最重要的素质和条件，就是你是否具备独立思考的习惯与习性，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极左”之风尚未消停的情况下，这种最优秀的习惯与习性偏偏又可能使你一事无成。
    关于第二个选择，我知道那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我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我已经确信中国必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因此律师的作用将很快凸现出来。而我，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也不缺乏血性和勇气。此外，我还具有相当严谨而开阔的逻辑思辨能力。当然，我认为我的口才也很不错。不过，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之所以终于放弃它，是因为在有一点上，它不如我的第三个选择。
    我的第三个选择，是当一个作家。关于当一个作家，我知道这是许多人都有的愿望或者说幻想，但我也知道人们对于作家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管别人怎样，我坚持我的理解：经历了多年的病态的生活之后，中国要在政治上拨乱反正，要在思想上启蒙。这个启蒙工作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而我能够参与其中，自是荣幸，并且，我完全可以将这工作视之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不过，我是否具有写作的能力，却还需要看一看。为此，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钻到图书馆里去，研读別人的作品。结论是：“呀，这就是小说呀！我也能写呀！”
    1980年春天起，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当年9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盲点》。以后就一直写了下来。迄今，已经20多年矣。
    审视一下我的这个选择，我以为算不上失败，也算不上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有我自身方面的因素，也有非我自身方面的因素。只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确信我的20多年前的选择没错。
    特别是我还活着。活着，就能思想。能思想，就能写作。能写作，就有未来。
    2008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