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治经学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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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来给你们叙述这位伟人的生平。作为一部历史作品，当然最好有一定的形象性，要尽可能地鲜明生动地展示人物的活动、语言和心理，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关章太炎的几部年谱资料，他在20多岁以前的生活情况介绍，都过于简略，甚至在许多年份，完全付之阙如，有限的一点资料，基本上是章太炎自己所提供的，其中主要陈述了自己的家世，以及排满复汉思想如何在自己的阅读和前辈的教诲中萌生，或许是文字过于崇尚朴质简古，不愿多做铺陈，致使我们无从接触当时生活更多感性细节。鲁迅先生是章太炎的学生，比他要小10多岁，他们有大体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而且地域也很接近，也许我们只能借助鲁迅先生对早年生活的回忆，诸如读书的书屋和儿童的兴趣天地，来做一些悬想，但是我想这还是留给读者诸君来做吧，至于本书，只能凭借有限的资料尽力敷叙，绝不敢忤逆真实性的天条。

　　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称呼。章太炎最初的名字是学乘，字梅叔，“梅”与“枚”同音，所以又写做枚叔，后来他改名炳麟，取义于“炳炳麟麟”，有向往光明之意。投入反清革命后又改名为章绛，字太炎，表明追随清初反清思想家顾炎武（起初名“绛”）的决心。通行的是署章太炎或章炳麟。为叙述的方便，我们这里就一径称章太炎。

　　一部传记就是主人公一生的故事，从他一落地，他的人生故事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传记的开始都会是这样的：某年、某月、某时、某分，某地、某某家，“呱呱”一声，出生了一个宁馨儿，这就是某某某，后来的一位伟人或奇人，全家都为之感到激动欢欣云云。我们不知道章太炎出生时，家里有何种气氛，以及有何异常的反应，在他之前，家里已经有了好几位仁兄，对他的到来，如果不是有何特别灵异祥瑞的表现，大约总不会引起较为持久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宁可避免这种不约而同的写法，把一开始的场景，移至1883年章太炎16岁时。

　　16岁的章太炎，在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是他要到县城去参加童子试的前夕，那一天他突然发作了癫痫。

　　癫痫又叫羊角风，在人群中并不少见，我们在一份材料中读到，美国人约有1％到2％患有癫痫。在有些家庭中患病的百分比，要比这个数字更高。通常这种病发作时，病人会突然摔倒在地，昏厥过去，不省人事，身体僵直或抽搐，往往持续几分钟左右。也有一种是更轻微的发作，只有几秒钟，而且只是童年时期才有，成人后即不再有。章太炎这次发作的癫痫，可能比较严重，着实让大家为之感到紧张了一阵。余杭县仓前镇面对运河的章家老宅，顿时笼罩在一种忧虑沉重的气氛里。

　　父亲章濬（音俊）也从外面被人叫来了，他颇通医道，知道这种病不甚关紧，只待他恢复过来，再给他开一方治晕厥的草药，吃下就可以了。但是，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夫人朱氏看出来了，便道：“孩子都这样了，我看就不要去应试了吧，万一在考场再发作……”

　　章濬说：“我也是在这样想，但这件事关系太大，他还要不要这个前程，我还真不好一下拿定主意，让我好好想一想。”

　　到县城应童子试就是考秀才，考上秀才而后考举人，考进士，即是一条做官的道路，即所谓仕途，这是那个时代，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一条锦绣前程。县试不完全等于今日的高考，但就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高考，不应县试，就相当于不再参加高考，从此无缘于做官的台阶，这个决定确实非同小可。当然，这一次县试不参加，下一次也还可以去，但对于患有这种毛病的孩子来说，只要去参加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晕厥发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家中的这个最小的男孩，或许必须放弃走这条路。

　　章家在余杭也是一个读书的世家。章太炎的曾祖父章钧，曾经是余杭县学的“增广生”。这个“增广生”，虽然有些类似是“计划外”的，而实际上也有定额，都是经过考试录取的，后来他荣任县学训导，执教于本省海盐县。太炎的母亲来自海盐县，想来与其曾祖父曾经在海盐工作过不无关系。曾祖父不仅自己好学，而且也热心兴学、助学，他曾拿出一大笔钱，在余杭县东门北首白塔寺前，创办了一所“苕南书院”，又兴办过义塾，对族中子弟进行义务教育。

　　章太炎的祖父章鉴获得过国子监生的资格，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北大学生资格了，但是按当时的制度，这只是一种身份，却并不一定要去负笈就读。章鉴好学博览，收集了许多珍贵稀见的典籍图书，“蓄宋、元、明旧椠（音欠）本（刻本）至五千卷”，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加上有清一代的各种出版物，真可以说拥有一座小型书城。

　　到章太炎的父亲章溶，也不可能不是一个读书种子，他读书的成绩应该说有胜乃祖乃父，考试的成绩颇佳，一举取得了廪生的资格，这差不多可以说是拿工资读书，类似于今天的博士或博士后了。当然，章太炎的这些先辈，都没有什么太显赫的功名，但是，他们都不能不认同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向往和追求过功名，即使是他的父亲章濬受过挫折，因为受到心怀嫉恨的小人造谣中伤，曾一气之下退出考场，个中曲折究竟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而从他仍然创造条件让儿子们去参加科考来看，他坚持要把这条路视为年轻人获得远大前程的首选。

　　章太炎兄妹加在一起有五人，长兄去世很早，第二个哥哥章籛（音件）要比章太炎大十六岁，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上了举人，三哥章箴（音真）也要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举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章太炎放弃县试之后考上的，这足以说明，这个家庭并没有拒绝当时科举考试，章太炎放弃考试，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体原因。当然促使父亲章濬最后做出这个决定，也还会有其它一些因素，我们也不妨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做一些考虑。

　　这即是社会上“洋务运动”的勃然兴起，动摇了封建时代读书人追求功名事业成就的单一路向，虽然还看不出章濬有让章太炎弃科考而就洋务之类的意愿，但是读书人不就科考也还可以选择其它途径以立身扬名，已成现实。章家虽经“洪杨之乱”，大伤元气，他们逃难回到家乡时，家里只剩了一顷左右的地（“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但经过近二十年的生养积聚，已然又成为那一带屈指可数的资财殷实的地主家庭。这个最年幼的多病的男孩，如果确实不宜于去科考试场上“闯关”，以获取“做官”的前程，那么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衣食无虞，并进而谋求别种发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章濬是一家之主，这个决定的形成，也还一定与族中的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交换过意见，大家咸认为这个决定并无什么违悖事理之处。

　　少年章太炎被告知这个决定，他的反应当然是非常高兴。从现今的眼光来看，按八股来考试取士，也还是一种游戏规则，但毫无疑问是一种极为僵硬、枯燥乏味的游戏规则。做八股文必须从“四书五经”选题发挥，在入手议论时，要刻意编织出四段八股对偶的文字，除非是生性反常的孩子，恐怕不会有谁会喜欢这种强迫性的学习和考试。更何况考试一场又一场，光“童子试”就会有五场之多。“童子试”，顾名思义是稚气未脱的童子们参加的考试，而实际上，座中祖父辈的白发苍苍的考生不乏人在，目睹这种场景会带给人一种相当凄然的人生感触。以毕生精力在科举考场上拼搏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价值就是这样被销蚀殆尽，这种科考的意义，怕只能以“将人变成鬼”来形容。或者正如康有为所说的：“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秦将白起活埋掉赵国兵卒四十万，是何等惨绝人寰，这种科举杀人，比之还要过十倍也不止！然而，对于少年好胜的考生来说，冀图以考试的优异成绩证明自己的高智商并获得赞誉和荣显，应是一种未可低估的驱动力，但是这种考试的胜出者，既不个个都是卓越的人才，而名落孙山的失意者，也并不都是低能儿。

　　人的一生常常是为一个决定所完全改变的，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这个决定，章太炎继续沿着攻习举业的道路走下去，他也许会和他的各位兄长一样，终于获得举人、进士和进士以上的功名，运气好的话，成为风雨飘摇的满清朝廷的一个末代官僚，但是，近代中国将失去一个革命的呐喊者和文化的巨匠。

　　多少年以后，章太炎自己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固然记述了自己是被动地被“决定”者，同时，也强调了他极为个人化的兴趣指向：“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为《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场屋之文”、“八比”即是科举考试之文，他明言是不喜欢的，但他还是要随大流去做。有意思的是，少年章太炎并不像比他晚十来岁的鲁迅那样，喜好一些被人们称之为“小传统”的东西，如《山海经》和民问传说之类，即使是偏离科举文体，也还是不脱大传统的语境，这大概还是和章太炎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家庭环境有关。父亲发现他有这种倾向后，曾经谆谆告诫他：“尔文思倜傥，学古非难也，以入制义（按：亦科考八股之文的一种说法），则非童子所应为。”八股要求从“四书”获得议论的题材和思想，否则便会有离经叛道之嫌，少年章太炎喜欢《史记》和《汉书》，竞想将从这两部著作中获取的灵感和命题装入八股的载体之中，这是不被允许的。章溶的信念似乎是，你要不练八股就不练，可不能破坏规矩，胡来乱练。

　　至此，我们应该将章太炎早期所受的教育状况做一补叙。他的阴历生日是戊辰年的十一月三十日，从阳历说是1869年1月12日。1873年他五岁那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几年之后，即在1876年章太炎八岁时，他的外祖父朱有虔先生离开海盐县家乡，来到余杭仓前章家为他做专任教师，所授的课程主要是读经。这一教就是四年，“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粗为讲解”。课程教得极为认真，而章太炎也就由此“稍知经训”。接下来是外祖父回海盐老家去了，改由其父章濬亲自执教，所教的则主要是律诗和科举文字，到我们前面所说他应去应“童子试”的时候，这种教育他整整接受了长达十年之久。从我们现有接触到的材料看，这种教育中，几乎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时代信息和社会内容。

　　客观上说，这一段时间虽然洋务运动已经颇成气候，但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势力和影响依然十分顽强深固，大多数读书人埋头举业或研读经书而不知其它（这种情况需到甲午战争后，方有较大的改变），余杭章家可以说是这种背景的一个缩影。仓前镇离浙江首府杭州不过几十里路，当时看来还是相当闭塞，章太炎后来谈到自己早年的生活时，很少提到有关洋务的事情。事实上，这个时候，所谓洋务已不局限于与外国办理外交事务，而是模仿和学习西方的技术，兴办实业，甚至也开始译书、办学堂、议论变法了。和外国人已经愈来愈多深入内地与中国人杂处同步，西学也愈来愈多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一些人已经从中西强弱的对比和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中，产生了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怀疑，然而，章太炎只是在多处谈到，这个时期，他还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以及与老师的交谈中，萌生了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例如，他谈到自己有一次和外祖父的谈话：“余十二、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日：‘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日：‘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日：‘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

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_可见，即使是这种族革命思想，也是源于“夷夏之防”的古老传统和语言，是他自小阅读大量史籍所获得的。

　　少年章太炎不再去科场赶考，但并不意味他摆脱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樊笼，还有另一条路在前面等待着他，那就是“研精学术，忝为人师”，而学术，在当时主要就是指经学。所谓“经”，就是那些古代传下来的堪作为人们道德伦理规范，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字。具体地说，从孔子起到宋代，由六经增加到九经、十二经，直至十三经，计含《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而所谓经学，则是钻研，了解并进而诠释这些经典的学问。可想而知，这些学问也是相当枯索乏味的。章太炎在放弃了八股文的练习之后，曾有过一段小小的“解放”，即所谓“泛览典文，左右采获”，特别是“任意浏览《史》、《汉》”，但是为时不久，他就经长兄章篾指点认识到，“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必须从文字学、音韵学人手，逐字逐句地解读，才有可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和宣讲古代圣贤们的原文真意。

　　十多年后，章太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音谈）思（深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持此三子以观古今中外之册籍，有旁皇周浃（意为遍及）者曰知之矣。涉是日近之矣。吐言相戾，陈义不相应，则以为未知楚夏，不在六艺之科。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音寨，病也），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盖自三子以后，得四人焉。日盖次公、诸葛孔明、羊叔子、黄太冲。之四人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大要知君民之分际，与亲仁善邻之所以长久，而不肯以残夷割剥、陵轹（音利，欺凌也）元元（庶民也）者，则数逾千祀（此处意为年），风期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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