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模仿作品”的十宅论



给这样明晰易懂的书写解说其实是很难的，但即便是这种易懂的书里，也包含了很多的层次。作者隈研吾提倡的是，将战后日本的住宅分为十类，来探索日本人的居住感觉。“十宅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带有游戏性质的。首先是模仿了过去将住宅神圣化的《住宅论》的题目，其次，它的内容又会让人联想到马可•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可以说作者通过模仿《建筑十书》表现出了重视文脉的日本式记号的原理，以及它所象征的意义。维特鲁威所说的“古典主义建筑”的精神，就是基于“分类”而来的。作者正是采用了这种，在分类基础之上来明示各种“象征”意义的风格。提出“构造理论”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野性的思考》中，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古代社会所特有的思考方法，而作者的思考方法，其实是对克洛德的一种模仿。



序论的那个章节，几乎就是一种日本文化论。隈研吾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帝国》为例，强调了日本文化中象征的重要性。同时，找到了西洋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与日本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之间的细微差别。他推定，爱奥尼亚式柱子的象征作用，跟壁龛的茶室插花所代表的象征意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两位法国的日本研究者的理论。一位是奥古斯丁•伯克（Augustin Berque），他是社会学家、著名的北非历史研究家雅克•伯克（Jacques Berque）的儿子，他几年前一直在东京的日法会馆担任馆长。另一位是语言学家艾历克斯•李嘉乐（Alexis•Rygaloff），他是法国驻日使馆里的文化参事，还是我所在的研究所里的客座研究员。



隈研吾的日本文化论，就是基于这两人的理论之上的。伯克提出的理论是“日语的文脉依存构造”，认为日语的单词并不是没有变化的，而是由不同的语境决定的。伯克的这个想法，跟李嘉乐的“场所中心语言”说又是一致的。隈研吾在注释里已经解释过，场所中心语言与“人称的、主体的、自我为中心的语言”（西欧的大部分语言）是相对的，而这正好跟“理论中心语言”是相重的。这一观点既很好地说明了日本人的性质，又说明了日本文化中记号的性质。人们常说，西欧文化是靠物体的单位来计量的。即便是在神的面前，构筑世界的物体也是由不变的单位组成的。例如，主语清晰的语言是如此，构成建筑基础的四四方方的砖瓦是如此，音符变换组合成音乐是如此。构成现实的事物，就是确定了单位的构成体。但伯克、李嘉乐指出，日语就不是这样的，日语中支配语言结构的是文脉。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城墙虽然也是使用了石头，但建成的是嵌入式结构。反映在音乐上就是，三味线音乐根据音乐本身的意境，来决定下一个音符。在探索到下一个音符前的间隙，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SAWARI”。能乐（译者注：日本的一种艺术形式）中的音乐，也都是不定音程的。地方歌谣也重视这种音乐里的“意境”。



换言之，西欧文化中语言的符号作用是固定的，而日本文化中不确定的因素要多，是依据文脉附加内容再发挥它的作用。因为西欧语言中，词的意思都是固定的，所以要想产生出新的意思，就必须创造严格的作诗方法。相比之下的日本作诗方法，是靠文脉构造来产生新的意思的，就如连歌中“座”就是一个规定的语法。这一点，是值得对记号学有兴趣的人去好好研究的。



隈先生将壁龛上的插花，作为文脉构造的具体例子举出。



“插花本身不能充分给出其形态上的定义，它本身只不过是开在角落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朵花而已。而它所处的‘场所’却是特定的，处在这样的‘场所’，即使是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也因此有了象征作用。”（引用分类的前提一章）



我没有注意到的是，隈研吾觉得渡边和博的畅销书《金魂卷》，也是反映文脉构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网球拍这个“东西”放的场所不同来定义“完美有钱人”与“完美穷光蛋”。（译者注：参考分类的前提一章）我跟隈研吾经常一起打网球，从这个文脉构造看来，隈研吾是完美有钱人，而我是喜欢向别人炫耀的穷光蛋。隈研吾虽然没有这样写道，但可以说《金魂卷》，实际上就是一本记号学的书。那么，隈研吾的这本住宅论的书，不仅是住宅记号学，同时也是日本文化记号学的书。



日本的记号学是属于新领域的学问。很多人对记号学并没有好感，也有人觉得日本的记号学家在定义记号时，不过是依赖了欧洲的理论中心构造。也就是说，受西欧理论的限制，将记号作为一种固定的东西来把握。



但是，通过隈先生分析了记号的差异化、再差异化后，我们就能看清记号流动性的意义作用。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甚至能够分析日本社会的构造。隈研吾在将日本社会看作是一个均质的集团时，实际上在内部形成了一个个有着细微差异的“场所”。这儿所谓的“场所”，有的时候可以理解成一定的空间领域。将这两种意义上的“场所”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渐渐形成一种更狭小的“场所”。例如，茶道的世界就是一个“场所”。



既是建筑学家又是建筑家的原广司，在将“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作对比时，把这一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他认为，非均质空间是由象征价值更高的“理”组成的，而非“物”。隈先生则将这种“理”跟“场所”性，结合在一起进行说明。“理”不是由内部意识决定的，而是由它所在的“场所”（外部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理”的象征作用跟“场所”有着很深的联系。



关于这种“场所性”，哲学家中村雄二郎使用了“TOPOSU”这个概念，指的是——隐含在文化中的宇宙观，对于那些幻想家来说，其实是一种存在的构造。隈先生虽然还没有涉猎到宇宙观，但中村提出的这个概念跟场所是有一定重合性的。从这点可以看到，隈先生的思想在日本知识界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将隈研吾的理论从建筑上展开，可以通过弄清“理”的象征作用如何跟场所密切相关，再在场所分类的基准上来分析住宅风格的差异。在隈研吾看来，住宅风格的差异，既反映出住的人的差异，也反映了价值观的差异，支配着那个“场所”里所有的象征作用。



而在此前提下形成的“家”的概念，其实是包含了场所性的。



另外，隈研吾就日本文化的“借用”性，从记号学角度，提出了重要观点。下面引用其中比较长的一段：



“野外角落里生长的一朵寻常小花如果被置于某特定的‘场所’，就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办茶会的主人赶早起来，到野外去采摘来这样那样的小花。这些小花是因此才有了意义，而不是其本身就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换句话说，花本身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意义。这种象征作用，重要的一点在于本体事物所处的‘场所’，尤其重要的是事物从另外某个‘场所’被搬运到了现在所处的‘场所’。也就是是说，决定事物象征意义的是前后两个‘场所’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从一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即如果不是‘借来之物’的话，就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了。这就是日式象征作用的原则。”（引用分类的前提一章）



这个“借用”论又是跟日本文化中的“引用性”是重复的。我本人也就引用写了两篇文章（“作为方法的引用”《文化的动力》1980年5月；“引用的诗学”《语言生活》1987年11月号）另外，郡司正胜也在《风流图像志》中使用了“比喻”这个概念，以“山”为中心，总结了日本文化的节点就在于“比喻”。



“‘比喻’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日本民族的活性之源，形成了文艺、美术等艺术构造，成为造型、美学的基础。采用古歌作新歌是思维方法的一种，把‘山’比喻成什么，是与祭祀的生命相关的，靠‘再生’的手法将其‘风流化’。正是有了这样的新趣味、惊异、活力，才使得祭祀活动圆满完成。”



隈研吾提出的十种风格，正是对这种理论的应用。读者可以边对照自己的风格，边畅游于现代风俗、日本文化的源流、现状中，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了记号学的先端，了解一些现象学的方法。因为，这不是一本单纯的建筑书。



山口昌男

（日本札幌大学校长，著名文化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