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发展与经济学家的良知

    诞生于上世纪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国经济学，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而日益发达，因而经济学家的队伍也日益壮大，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必需，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条件。

    我国的经济学家，初期大多走的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为改革开放提出观点和方法的路子，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也涌现了一大批准备去获得诺贝尔奖的纯理论研究的学者。经济学界可谓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中国股市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与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辛勤劳动密不可分。他们借鉴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出发，向决策者建议，建立股票市场，并不断研究股票市场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了睿智的、符合实际的发展建议来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2005年的制度性变革和本轮大牛市的产生都与我国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呕心沥血的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在我国股市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本轮大牛市的进程中，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抛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严重影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如有些经济学家出于钻营之需要，猜测决策者的心理，不失时机地不断鼓吹泡沫论，不断地兜售治理股市危机的秘方。这一部分人，“官迷心窍”，总想从一个说客突然发迹成为高官。

    有些经济学家研究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都是“大众无知”，因而需要“当头棒喝”。当他们发现广大股民排队开户时，忧心如焚，认为“股市疯了”，“股民疯了”。

    有些所谓经济学家拿着外国人的高薪，出于外资进出股市的需要，而制造各种各样的洋理论，吓唬一些初入市场的投资者。于是，从上证综合指数1500点开始，就有“崩市论”横空出世。

    2005年之后，我又重新被裹挟到经济学家的队伍中。因为曾有10年经营企业和投资的经历，有社会底层做商业的切身感受，比较了解实际情况，所以从教的初衷是培养一大批真正有实际经营能力和投资才能的人才，在科研方面能够努力做一名“人民的经济学家”，为广大正在走向富裕的人们提供经济学研究和科研服务。

    2006年春，我与我的学生认真研究了我国的股市发展，认为这是一轮历史空前的大牛市，应该让广大投资者分享我们这个研究观点。于是，我从2006年春开始讲股市，大大小小讲了20多场。但同台与我讲演的大学者们都讲的是风险，进行投资者教育。而我认为，迄今为止没有方向性的风险，所以不敢“吓唬”听众。有趣的是，2006年有几次和一位知名的“大家”同台演讲，他讲“崩市论”，我讲没有方向性风险，形成鲜明对比。

    2007年初，我走进首都几所名校，号召大学生学“炒股”，连学经济学、金融的大学生都不会投资股票，我认为不可思议。但是，舆论抨击“大学生炒股”，怕荒废了学业，认为炒股实践是歪门邪道。

    这段历史，使我思考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在上证综合指数1300点确定涨势时号召大家投资，而是大讲风险？市场在低位时，反而大谈引进外资，让外资涌人。据报道，仅银行股上市，就给外资1万亿的丰厚回报，可老百姓看到财富效应后进入股市，舆论界为何如此惊慌，宣传的都是老百姓的无知，连基金都不懂，乱投资。经济学家纷纷走到舆论的前台，大讲老百姓投资股市将会引起股市非理性繁荣，导致股市崩溃。我迄今也想不明白，这些经济学家怎么得出的这些结论，他们为什么对养育他们的人民有如此的看法呢？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第三次财富革命的浪潮。中国股民对股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贡献了大量的资金之后，终于迎来了一轮史无前例的大牛市。参与这轮大牛市的投资者都实现了从十万元级到百万元级、从百万元级到千万元级财富的历史飞跃，分享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金融知识欠缺的老百姓听信了个别经济学家的警告，并没有入市，其资产并没有增值。许多老百姓赶上了一个财富涌流的时代，并没有分享到财富，实际上被剥夺了获取财富的权力。两年就拉开了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历史责任由谁来负责呢？

    我很想讲讲经济学家的良知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人民养活的，他们的收入并不是自己经营所得，而是纳税人付出的。尤其是我这一代人，连上大学都是人民助学金供养的。从感恩的角度讲，经济学家们应该报答广大的人民大众。怎么报答？用己之专长，比如当财富革命扑面而来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应该认真研究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成长的历史，以期借鉴其经验，为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的增长贡献自己的智慧；当牛市处于初期的时候，应该在讲投资风险的同时讲清楚投资的机会，让广大百姓全面了解股票市场，深入了解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历史经验，用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方法武装百姓。这些都是经济学家的历史任务。

    遗憾的是我们的个别经济学家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由于官欲和私心，他们的表演有时令投资者激愤。例如，2007年5月的市场暴跌后，我查看了几位泡沫论、崩市论的首倡经济学家的博客，他们赢得的是百姓的唾骂。这一历史事实的确让人震惊。我认为这些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好好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良知有没有出问题。2006年秋天，我派我的研究生到一些证券营业部的网点对民意做一些简单的调查，其中一项是“如何看待一些经济学家的警告”，有的股民乘兴在问卷上写了如下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从20世纪80年代参与建设中国的期货市场，就一直重视用通俗的语言来推广这些现代市场。我当时就坚信，只有全民族投资意识觉醒了，大众成为投资主体了，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地强大起来；仅仅只有少数的“聪明人”明白，大众都“愚昧”，一个民族不可能真正地强大。

    人人都有投资获利的权利，这是财富时代的特征。剥夺许多人投资权利的祸首是“愚昧”，而消灭愚昧这个民族“公敌”的方法是教育、经济学科普及和经济学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创造，这些都需要一代经济学家的良知。

    我从而立之年起，就坚持自己的信念：经济学者应该为百姓服务，为实践服务。如今虽已不惑之年，仍坚持从实践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有实用价值的投资理念、原理和方法；同时，通过教育和普及读物，与听众、读者交流，互相切磋，以期共同提高。这就是编写此书的真正目的，也是我自己有成就感之所在。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相信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们都会不计名利地回报人民。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经济学家们能比我们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为发展壮大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断提出新理论、新观点，促使我国的资本市场跻身于世界发达的资本市场之列，用经济学的研究回馈养育我们的人民，从而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常清

    2008年春节于北京金融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