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和一个行者：

　　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丢掉一切疑惧，这里必须清除一切畏怯！”

　　作为一名医生，我不断为同性爱者辩护并努力向他们提供支持，使许多不知根底的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工作？”我一般会在给出的一组答案中，谈到“我看见了不公正”。这不公正，首先便是秦士德教授遭遇的不公正。

1：

在讲台上，衣着普通的他和同样衣着普通、不过看上去颇似农民的一个病人并肩站在一起。

“很巧，今天有个病人，”他边说边举起病人左前臂。病人的袖子撸了起来，可以看到一片大大的暗红色疤痕。“这是被暖水袋烫伤后留下的疤痕。”接着他让我们观察病人上肢并非烫伤引起的红斑，“暖水袋怎么就能引起严重烫伤呢？”他发问。然后他示范如何触摸病人肘部有病变的神经。

　 简短的“开场白”后，他请病人从课桌间狭窄过道缓缓走过，让每位学生触摸那皮肤病变和变粗的神经。病人又回到讲台，他小声叮嘱了病人几句话，把病人送到教室门口。转身回来，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麻风”，“麻风已很少见到了。昨天有病人找我，今天提前讲这一课……”

　 像一阵风掠过静静湖面，教室里起了“骚动”。人人都听说过麻风足以让人恐惧，而且易于传染，我们还要做笔记，根本无法防止“传染”。但他的讲述很快使我们知道了大众流行认识的愚昧。

下课后同学们都很兴奋，嘁嘁喳喳说个不停，似是经历了一场小小“冒险”。我初中时曾在医学院食堂吃饭，常在医学院内玩耍，早早就看过尸体解剖和种种人体标本，所以没觉得太“震撼”。不过，那天他让病人直接参与的授课方式，在我心头烙下了深深印象。

　 那一课，是皮肤性病学。“他”是我的老师秦土德教授，“我”即我个人。那一幕，发生在三十几年前，当时我是年轻的医学生……

　 生命旅程中，人人都会遇到一些对自己来说特殊的事儿。个别人有大智慧又逢天纵其才，碰上不凡际遇便轻身一跃，进入所谓的命运“快车道”。绝大多数人不识“机遇”，很多人仍是悠哉游哉，旁若无事，沿着原路走，以致终其一生平平淡淡。还有些人本是几分愚笨，又喜欢“认死理儿”，被某件事情触动，就忽地拐个弯，不回头“一根筋”地走下去，结果看到另一个天地……我便属于最后一类人。在我国，关注和研究国人性现状与艾滋（艾滋病），曾经是个风涛四伏的领域。我的步入，首先是因为认识了他，一位“奇人”，有着少见性取向的人——秦士德教授，我知道了秦怎样生活、如何奉献自我和遭遇了什么。

　 七十年代晚期，我成为秦的下级医师，日日见面的学生。与秦共事后，我知道了他与一般医生和许多老师的若干不同。例如，不止一位来自山东边远地区麻风病防治院的进修医生讲到，是秦破除了他们那里的“麻风恐惧”。那里的医生以往进入麻风病人居住的病房，唯恐被传染，认真戴好口罩，布制隔离衣外罩上一件橡胶制作的隔离服，下穿长筒水靴，出入病房要经过两个盛放不同消毒剂的水池。秦去到他们那里，一反当地常规，出入病房时就像去邻居家串门，没有任何特殊防护。他的示范解除了医护人员的顾虑。

　 桑对麻风的态度对年轻医生影响很大。他这样多年如此，安然无事，我们还怕什么？随着阅读资料增多，我也知道了麻风是绝少传染给一般接触者的。秦的这般做法，国内许多高层专家很欣赏。1988年，我在中国医科院皮肤病研究所进修。一天，有个有一定传染性的特殊类型麻风病人就医，刘季和教授（皮肤病理学家）用手触摸过病人皮疹，而后让我与某省进修的女医生也触摸，以认识病损的质地、深度。我很自然地摸了，可那女医生离病人有两米远，始终不敢接近。刘笑了，委婉说道：“从秦教授那儿来的医生，都不害怕。”后来，我知道不仅秦等如此，马海德医生（三十年代到延安支持八路军的抗日战争，1949年后长期任卫生部顾问，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去麻风病院时也如此，马老晚年还惯于带着孙辈去“麻风村”过春节。我还知道了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印度的圣雄甘地、“革命造反者”切·格瓦拉，都救护过麻风病人。秦对人类、对国家的贡献与那些伟大人物似不能类比，但他对麻风病人的态度和理念，毫不逊色。

　 秦的教学“别开生面”。他讲“皮肤科概论”，尤其“另类”。我大学期间和工作后多次听他授课，每每听来，都是兴致盎然。秦从地球形成后单细胞生物出现讲起，一步步讲到三叶虫向人类的进化（数百万年前）。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有张图是两栖动物，画得极形象。然后他寥寥几笔，连勾带描，去掉两栖动物的尾巴，就变成“人”。学生们大多听得入神，半张着嘴，跟着他的思路，忽而升天，忽而下海，却是难以作课堂笔记。秦讲“皮肤病各论”也是生动活泼。他见的病人太多了，顺手拈来几个小例子，绘声绘色，但常常又如“天马行空”。

不过，考试前复习时，学生们大多“抓瞎”。秦的课堂所授，“本本”中往往没有。对此，秦振振有词：学生们已是大学生，有良好自学能力，关键是让学生建立大视野，开阔思路，能够自学，能够从整体角度考虑人与疾病的关系，进而认识皮肤病。他考学生的方法也“另具一格”。八十年代初中期，还没有规定试题形式，他全部出问答题，每次出五六道大题。判卷时几眼掠过，看学生是否走题和要点突出，而后依照答卷的长短给分。多则略高于80分，少则略高于60分。对他的教学方法，有的医生质疑说必须按照“教学大纲”，只能讲教材内的内容。他对这意见置若罔闻。我曾因他的考试方法感到困惑，私下里问他。他说，按照课时，一本《皮肤病学》只能讲三分之一病种，怎么能给高分？学生不易，小科嘛，不要难为。一些年后，我知道了一些学术大家也是这般授课的。

　 秦在教学中展示的某些理念、教学方法和渊博，使他在众多教师中独树一帜，给大量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2006年10月，我应邀在“艾滋防治高层论坛（中国·湖北）”做专题报告。一次就餐，身旁同是应邀讲演的专家与我攀谈。他讲到自己是青医（青岛医学院简称，现全称青岛大学医学院）八十年代中期的毕业生。闲谈几旬，他便谈起大学期间学生们最欢迎的教师，提到秦老师和当时的同学们对秦作为师长的人品与学识的敬佩。我想，这就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吧。

秦对病人极好。我曾向他请教从医经验。他简单概括说：“当医生要有副菩萨心肠。”我从医早年的一天晚上，找秦讨教专业问题。秦不在，却见到曾在皮肤科病房住院的一位老年农人。问一下，原来对方从农村到青岛复诊，秦临时外出，委托他看家。以后，我知道秦常以不同方式帮助贫困病人，无论病人是官员还是“平头百姓”，秦一视同仁。我在山东医业界有“一席之地”后，曾同秦一起为省市“高官”会诊皮肤病，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像某些医生见官时那种让人肉麻的“亲切”。不过我也见过病人与秦发生冲突。一次，有个病人花了几元钱挂专家号，让秦看完病取药时，发现药费总共才几角钱，认为只有多开贵重药品才是好医生的病人极不满意，向秦发了火。对那病人，秦未做解释，又开了些较贵的药便了事。平日里秦最喜欢宣传的，是少花钱治好病的道理。对陷入经济困境的晚期绝症病人，他的处置方法历来不是尽可能让病人花大钱“苟延残喘”，而是及早向病人家属讲清楚继续治疗会带来的必然后果。他常说，表面上让病人家属感到医生“尽了最大力量”，结果搞得一个家庭“人财两空”的，不是好医生。

说起秦对病人的态度和业务，作为他学生的医生无不佩服。他指导青年医生和进修生时，每请他看病人，秦都是让年轻同仁概括病人特点，而后他迅速讲出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再一气呵成地系统说出接诊医生的不足，条分缕析地总结。秦特别强调从病人的经济收入水平选择用药和对病人进行详尽解释的重要性。

　　现今，有大量医生和医院管理者善讲“以病人为中心”之类的套话，心中却算计着如何以病人的钱袋为中心，从中“挖出”更多钱来。秦不会讲漂亮话，却是实实在在为病人着想。 秦临床诊断时反应极快。一次，我处置一个自己诊断时全无头绪的病人，请教了比秦年长很多的教授，仍无法确诊。我细细询问病史并检查完病人皮肤，去到距门诊一里地开外的图书馆找秦请教。听完我的讲述，秦说：“我记不清病名了，但《An—drews皮肤病学》中描述过这个病。这是种罕见的综合征。”接着，他讲述了这个病种的几大症状，包括了被我们忽略的口腔内症状。他与我一同回到门诊，找出大厚本英文原版皮肤病专著，迅速查找到这种综合征的病名。我们再去查看仍在等候的病人口腔，果然完全符合他的记忆和书中描述。然而这种“快速反应”能力，有时也给他惹“麻烦”。一回我们几位年轻医生跟他学习，一个额部有皮肤病的病人走到秦面前刚要坐下，秦就开始写处方。病人坐下后，秦就向我们说出对病人的诊断。病人急了：“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什么病？！”秦平静地听着病人大声训斥，没有一句反驳。我们劝慰了病人。病人静下来后，再问诊、查体，秦的诊断和处方都是正确的。

　 秦还是主治医师时，我所在科室的老科主任（四十年代初医学院毕业）就评价说，秦的专业水平不亚于教授。秦是皮肤性病科医生，但讲授过七八门临床课和基础课，甚至包括自然辩证法。八十年代中期，他还发表过数学科普文章。秦成为教授后仍长期住在一间只有七平方米的小屋里，因为那里距医学院附属医院近，其他医生和病人可以迅速找到他。在那间小屋，两张长椅拼成他窄窄的床。夜间值班医生遭遇棘手问题，无论何时向他求助，他都闻讯即起，大步流星赶到医院。元旦、春节，他常常强调自己是独身，除去看书别无它事，主动替班。对他的“自告奋勇”，我们都是“乐此不疲”。

　 秦读过很多社会科学专著，他把一些并非生物医学的真知灼见融入医学专业思考，特别是把自然辩证法融入临床和教学实践。在这方面，他在皮肤科业界有很好的声望。某军医大学有位年龄长秦不止一轮的权威教授，九十年代中期在皮肤科会议上见到我，一再叮嘱我代他向秦问候。他讲，秦的学术思想很有助于医生在更高层次上了解和处理疾病和医患间关系，他把秦的一些论文片段制成幻灯片，多次在自己组织或参加的学术会议上介绍。

秦生活相当简朴。几位秦指导过的研究生私下讲，跟着秦出去搞科研调查，很受苦。秦吃饭净挑小饭店，吃的“太简单”。有个医生讲，一次邻桌剩了半盘花生米，秦过去端过来就开吃了。还有医生讲，他跟着秦出差，秦竟然选择在小旅店的大通铺住宿，因为很便宜。他自己生怕遇上坏人，吓得一夜没合眼。秦又有几分“前卫”。还在我从医之初，就知道秦每月工资自己只留20元钱供每日早午餐和买书用（那时书价很低），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他母亲，由老母亲为他“攒着”（一些同事背后讲，他老母亲在为他攒钱，将来好给他“娶媳妇”）。但他八十年代初就盖上鸭绒被（据说他一床被子，又铺又盖）。他午餐在附院食堂吃，晚餐去老母亲那里吃。早餐，用他的话讲吃“七八样（东西）”，全部是水果、坚果类。他常向同事介绍他的早餐食谱，如半个苹果加一根香蕉、几个大枣、一把花生等等，并大讲“杂食”的优越性和“猴食”的好处。

　 他个人出差也蛮有趣。记得八十年代，一次他去西南某地开会，他选择慢车，“车上人少，在路上好好读读书，累了，看窗外风景。晚上到九点了，选个小车站下车，随便找个小旅馆睡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再换乘另一列慢车。”

　 秦很有点“特立独行”的劲儿。一次他去南方开学术会，很快就回来了。问他情况，他说会议收费高，所选宾馆贵，他自已找了个小旅店住，没有在会议上正式报到但搞到一本会议资料，听了几个人发言又读了一下资料，发现会议“质量不高”，就提前打道回府了。

　 最让我震惊的，是秦指导的一位研究生讲的事——八十年代初，我国沿海地区有种奇怪的皮肤病流行，大量渔民发病。国家为此对秦的科研申请立项。秦于是带研究生不断出差调研。他们从鸭绿江口沿海南下，在一个个渔港调查这种病的流行情况，直到最后坐船几乎围海南岛绕了一圈。为了找到病源，秦有意让自己染上病。当时没条件麻醉，秦自己动手切下病变的皮肤。那位研究生向我讲此事时，仍惊愕不已：“他开始让我给他切，我怎么下得了手？”

　前人云：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秦却是既“乐山”又“乐水”。七十年代他去长沙出差，在橘子洲下到湘江游泳。不想水流湍急，他被冲出数百米才爬上岸来。然而他“不知悔改”，八十年代去重庆出差，坐轮船至合江县又下水游泳，结果被水带出几里地才勉强游到岸边，赤着脚摸黑找回住所。后一次出差，科内有位年长医生与他同行。讲起秦的经历，说秦简直是“玩命”。秦自己也说，差点“没了命”。

　 但他依然故我。1990年前后，他去长白山附近出差，星期日与两个医生上天池游玩。他们登山的那条小路因常有山崩和滚石，竖着“禁止攀登”的牌子，但几人“无知者无畏”，强行攀登，不想真遇上较小的山崩。他们急急跑闪，秦的身躯和左腿刚刚躲到一块固定的大岩石后面，大大小小的滚石就追到了。秦的右腿被急速滚下的碎石击中，那两位医生扶着他一瘸一拐下了山，他勉强回到青岛。我是过了几日方闻讯探视秦的，见他躺在床上，一腿暴露，上有数十片大小不一的瘀伤、擦伤，涂着药水。他浑然无事，正看书。他淡淡地讲：“这回差点没被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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