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雅典民主的谐剧

　阿里斯托芬与政治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要是学者们迄今为止的研究足以令人信服，那我也用不着再多言语。据我所知，除了一个人的研究之外，其他的都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它们一开始就弄错了方向。学者们在同一条道路上绕了许久，却同途殊归。这也在所难免，因为有些人并没有真正读懂阿里斯托芬，还有些人却又多愁善感。不过，他们已经开始提出问题：阿里斯托芬的观点是什么？他抨击怎样的系统或支持怎样的政策？他属于哪个党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把他想成了一个政治家：一个有政策要提倡、有观点要维护的人，一个想要看到确实行事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把阿里斯托芬看成了一个实用的人。瑟尔沃尔（Thirlwail）在一百年前曾写道：

阿里斯托芬的才情令人惊叹，但他对才情的利用则更为出色。他……从未停止用其无人可及的力量，竭尽全力地抵制、纠正，或减少他看到的罪恶。他似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出健全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在他看来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他只利用戏剧的优势来抨击普遍的陋习，并激起对愚蠢和邪恶的蔑视和愤慨，这两样东西在他眼里，都与时代的灾难和危险息息相关。阿里斯托芬的爱国主义诚实、大胆而明智。

从这以后，几乎所有喜欢阿里斯托芬的人都保持着这种看法：阿里斯托芬是一个艺术家，但和同样是艺术家的德摩斯忒尼（Demosthe.nes）一样，利用艺术来宣传自己的政见。学者们并没有把他当成戏剧家。他们确实经常说“我们绝不能忘了他首先是个喜剧诗人”，但这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是在替诗人的夸张或猥亵场面辩护时使用的陈词滥调。对一个戏剧家，你会问：“他的人物和事件是否可能？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可能所下的定义？他对菲罗克勒翁（PhilO.cLEON）的描绘是否可能？”——这是些艺术问题；否则你会问：“他是赞同还是谴责菲罗克勒翁？”——这是历史或传记问题。对于前者——“他描述的雅典怎样？有说服力吗？”等艺术问题而言，与后者——他的观点是什么？他同意还是反对？他认为应该如何处理？——等问题毫不相关。然而，对研究阿里斯托芬与公共事务之间关系的学者来说，历史或传记问题几乎成了他们的限制，甚至包括维拉莫威茨（Wil.amowitz），尽管他也有些洞见，尽管他也曾嘲笑过那些认为阿里斯托芬是在给观众书写道德训诫的人。艺术问题与历史或传记问题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